在海兴印制的北海币

海兴县献庄印钞组旧址。图中老人为赵中伦。

“赶集卖了钱，心中好喜欢，红绿的北海票，赚了九百三。”这是当年在冀鲁边区流传的一首民歌。民歌里的“北海票”，就是北海银行冀鲁边分行在海兴秘密印制的。北海银行作为中国人民银行的前身，在中国的金融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——

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，华北地区逐渐沦陷。日军除了对中国人民进行惨无人道的军事侵略外，还想方设法地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。

为了反抗日本侵略者对金融领域的掠夺，各根据地纷纷建立起自己的银行，北海银行应运而生。但鲜为人知的是，北海银行冀鲁边分行曾在海兴县境内长期活动。残酷的战争岁月里，它印制发行的北海币，为抗日根据地货币金融体系的稳定、生产的发展、人民生活的改善作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。

海兴县原党史办两任主任寇永文、李兆新曾多次寻访这段历史。在他们的不断追索下，这场硝烟下的“货币战争”，逐渐还原出清晰的面貌。

羊圈下的“秘密”

在海兴县苏基镇献庄村，有一处农家院落，表面上看与其他农家院没什么区别，北面是3间正房，一明两暗，对面是3间南屋，两排房子门对开着。东西两侧，是一人高的院墙，构成一个严谨的独院。

李兆新指着院落一角，道出了一个让人惊叹的秘密：“隔墙外是个羊圈，北海银行冀鲁边分行印钞组，就是在羊圈下面的秘密工作室印钞的。”

宅院的主人叫赵中伦，当年还不到30岁，除种地外，还与别人合伙做买卖，经营羊毛。他家南屋住着七八个外乡人，表面上是和他一同做买卖的伙计，其实都是印钞组的工作人员。

上世纪80年代，李兆新曾多次到访赵中伦家，听老人讲述当年的故事。

“院落的西南角，曾是个厕所。如果走进去，扫去地面上的灰，就会发现有一块地面是木板制成。掀开木板就会露出一个洞口，顺着洞口往里走便是一个5米长、4米宽、2米来高的地下室。正中的梁柱上吊着一盏照明用的桅灯，灯下摆放着大小不同的3台石印机。靠墙有一个用木板搭起的条桌，上面摆放着纸张、油墨和刚刚印制的钞币。”他说。

印钞组的上面正好是羊圈，两个通气口就设在羊圈里，羊群的走动声、吵叫声正好掩盖了地下的印刷声。

选择此处作为掩护，边区的工作人员进行过周密的调查，因为，北海银行冀鲁边分行起初并不设立于此，几次迁移后才逐渐稳定下来。

时间回溯到1937年，七七事变后华北逐渐沦陷，早期活跃在津南、鲁北地区的共产党人勇敢举起抗日救国的大旗，建立了“华北民众抗日救国会”和“华北民众抗日救国军。”

当时，日伪通过大量发行伪钞破坏根据地的货币流通秩序，国民政府对法币的发行数量也急剧增加，市场上金银、法币、日伪币、地方杂钞同时流通，给日常生产和群众生活造成了很大困难。

“冀鲁边区的泊镇、连镇及新海县北部一带，一些奸商运来大批整箱联号的法币，然后高价收粮、棉及其他原料物品，有时一麻袋票子都换不了一麻袋粮食。而伪钞则以低价大量买进银元和铜币，市场上还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杂钞，有些商人甚至用毛头纸盖上印章作货币使用。”李兆新说。

危险随时而至

1938年9月，萧华率领的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到达冀鲁边区，改编了华北民众抗日救国军，调整充实了冀鲁边区军政委员会。在第一次军政会议上，萧华提出了建立银行的事，但当时忙着整顿组织、发展武装，被拖了下来。

1940年下半年，金融市场已经混乱到了相当严重的地步。边区党委决定由边区财经委员会副书记、笫一专署财政科长张耀曾负责筹建边区银行。

1941年5月，上级给张耀曾派来4名工作人员，他又找到懂印刷技术的李升堂。借用一专署粮秣科印粮票的石印机和一台印小报的石印机，在新海、无棣边界处的周良志村（今属海兴县）建造了一个地下室。把石印机搬来，开始印刷钞币。

由于敌人的不断“扫荡”，没有地方是绝对安全的，银行也不能长期在一个地方。不久，印钞组又从周良志村先后迁至小山下的古地道和沃土村（均属今海兴县），继续印钞。

在沃土村，印钞机被敌人发现，印钞人员被迫转移。1942年初夏，银行的一台号码机在程家楼被敌人发现而丢失。随着环境的恶化，银行己无法坚持工作。

冀鲁边区党委指示，银行于1942年8月转移到盐山县马厂、献庄、傅常丰一带（今属海兴县）。领导及发行人员住马厂；小石印机分两个组，一个组住在献庄、一个组住在傅常丰；铅印机（脚蹬式打号码机）组住在周良志。

“3个印钞组都是在群众的牲口棚下、羊圈下挖的地下室，对外分别以开木匠铺、刻字铺、经营羊毛为掩护。各组之间不直接来往，材料的领取和成品的发行，都是通过通讯班夜间12点以后进行。” 李兆新说。

这段时期，北海银行冀鲁边分行得到了稳定和发展。而这稳定的背后，是边区群众的智慧和对中国共产党的支持。

搬来之前，边区党委派人对这里的环境和地形进行了周密调查，和堡垒户赵中伦商量以“经营羊毛”为掩护，借用隔壁邻居家的羊圈，在下面的地下室工作。

“为了不被敌人察觉，地下室是由当地民兵利用夜间悄悄挖成的，就连挖出的土都会一筐一筐背到别处，然后撒上干土，不留下任何痕迹。地下室修好后，他们把石印机拆开了零零碎碎地运进去，再重新安装。”李兆新说。

寻访中他还得知，印钞组刚迁到这里，粮食是运不到的，工作人员的吃住完全依靠当地党组织和赵家。赵中伦一家的日子本来就很苦，再加上七八张嘴吃饭，生活变得更加艰难，但赵家人从未喊苦，也绝不泄密。后来，党支部时常把动员来的粮食悄悄送到赵家。

印钞工作细致又繁重，容不得半点差错，再加上没有电，石印操作都是靠人力手摇。阴暗、潮湿、饥饿和疲劳，工作人员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印制出了数以万计的钞币，在冀鲁边区发行。

“一次为加班赶任务，工作人员马洪奎在摇动摇柄时体力不支，摇柄突然倒转回来正好打在他的脸上，两颗牙齿被打掉。是赵中伦的母亲为他养伤治病，赵中伦则替他顶岗摇柄。”李兆新说。

给印钞组担任瞭望和联络送信的也是赵中伦。他每天背着粪筐庄里庄外转，发现敌情就赶紧回来拉一下通往地下室的铜铃。同志们听到铃声立刻停止工作，从通道口钻出来做他们的“羊毛买卖。”一次，两位工作人员来这里提票子，正赶上日军“扫荡”，迫不得已在野洼里躲避了十多天。赵中伦和他母亲就冒着生命危险，装作放牛和拔草骗过岗哨，坚持给同志们往洼里送饭。

中国人民银行的前身

一面是不断“扫荡”的敌人，一面是几近崩溃的金融体系，印钞的工作人员在隐秘环境的掩护下，边与敌人周旋边争分夺秒地进行货币的印刷与发行。

初创时期的北海银行冀鲁边分行，只有两台小石印机、5名印刷工作人员，油墨、纸张都非常紧张。张耀曾通过亲戚关系在天津买到20令纸和一些油墨、花帖，又设法从盐山石印局搞到了两盘大石印机，夜间偷偷地运到根据地。再加上一台脚蹬式打号码机（铅印机），这就是银行印刷组的全部机器设备。搬迁到马厂、献庄一带后，银行又增添了一些专业设备。

李兆新说，银行初期印刷的北海钞只是几分的钞劵，最大面额的是1角。钞票很小，和纸条子差不多，后来才逐步走向正规。马厂、献庄期间印1角劵、5角劵和1元劵，票面上印有“北海银行冀鲁边”字样，1角劵古铜色；5角劵绿色，图案是以小山为背景的玉皇庙和山前老汉牧羊。

银行刚成立的半年时间里，就发行北海钞十几万张。随着形势的发展，发行量越来越大，1943年，仅一次通过海路运出的北海钞就达100万元。

北海币发行初期，部队打到哪里，北海钞就发行到哪里。北海钞与法币、伪钞同时在市面流通，在敌占区，敌人抓着花北海钞的人就逮捕甚至枪毙。

为了达到占领市场、稳定物价、繁荣边区经济的目的，边区政府制发了“推挤法币、打击伪钞、肃清土什钞”的政策，与敌人展开货币斗争。1943年4月，冀鲁边区战时行政委员会规定：“自三十二年（指民国三十二年，即1943年）5月1日，在我边区无论公私款项、市场交易、完粮纳税、债权债务及一切有关货币金融之行为，一律以北海钞票——本位币为单位计算和书写”，“确定带‘冀鲁边’字的北海钞为本边区流通本位币。”对于法币按八折兑换，而且“逐渐贬值由六折、五折、三折，全部停止在市面流通。”对于伪钞、土什钞，原则上禁止流通。

由于把北海钞的发行建立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，加之边区政权、军事的不断发展，北海钞成为边区主要流通货币。边区曾流传过一首民歌：“赶集卖了钱，心中好喜欢，红绿的北海票，赚了九百三。”不难看出，北海钞在边区人民心目中的地位。

献庄的地下印钞组秘密工作了不到一年。1943年4月，日伪开始了大“扫荡”，敌人又增设了许多据点，加紧对这一地区的“扫荡”和清洗。西面的尤村据点距献庄仅有两公里，东面的苏基据点离献庄也不过2.5公里。为了安全，上级决定于1943年4月，印钞组撤离献庄，搬迁至小山及东部沿海的狼坨子、侯庄一带。

后来，由于邢仁甫叛变，银行向沾化县新迁户一带搬迁。1944年初，银行印刷组负责人率领30多名工作人员到山东垦利县以北的相家村，与清河区分行合并，改称北海银行渤海分行。冀鲁边区和清河区合并为渤海区后，另有一部分印钞人员继续坚持在小山一带，印制了部分渤海币，其中有的仍然以小山为背景图案。随后，银行在战火纷飞下历经了多次迁移，1948年冬全部迁至济南市。1948年12月1日，北海银行与华北银行、西北农民银行合并为中国人民银行。沧县专区开始发行人民币，北海币也被收回。

在沧州党史上，有这样一段记载：“1947年6月15日，沧州城解放。随后，新成立的市人民政府对沧州的工人、贫民和劳苦教师等进行救济，共发放北海币2000万元……”可见，北海币曾在沧州地区充当过法定货币的角色，也曾在中国的金融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